●从《左传》到《资治通鉴》直至《清史编年》，中国传统编年体史书精神不绝
●资料宏富、排比谨严，“一套专书、多项功能”
1993年以前，《清史编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五卷，当时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海内外学者对《清史编年》何时能够出齐一直十分关注。可以说，《清史编年》是否能出齐、什么时候出齐，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据最新消息，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12卷本的《清史编年》终于出齐了。
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清史成为最有活力的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的编撰历经了二十年光阴，终于在世纪之交得以全部出版。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书凡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它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宣统三年，采用编年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此书旁征博引，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也对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了认真的吸收和总结。
编写《清史编年》，最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提出的。据李文海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写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这个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
《清史编年》的完成，可以说为大型《清史》工作又铺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李文海教授说到《清史编年》的出版十分感慨。他说，二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二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整个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在当今学术界、出版界浮躁成风的情况下，学者们和出版社以这种精神来完成这样一个学术工作，是令人敬佩的。
其实，注重图书的学术积累、文化积累价值，及时地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追求的目标。由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谈到《清史编年》的出版，社长王霁认为，这样一个出版过程，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也带动了学术成果的问世。许多学者是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研究大大加深、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所以，这样一个出版过程，也是一个培育学者的过程，一批中青年学者随着学术成果的问世而成长为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另一方面，王社长还特别希望专家们能多做一些学术的宣传、普及工作，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学术成果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程虎啸教授用“一套专书、多项功能”来概括《清史编年》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他认为，《清史编年》在构成了大型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对专门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书。对一般研究者，该书则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研究资源和资料库。而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这套书，又可以大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他很赞同戴逸的观点，认为历史书不应只是专家之间交流的东西，而应该面向大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
清史研究是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如何正确理解清代发展的历史趋势一直是学界多方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清代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丰富，也最为庞杂，怎样整理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史料，是摆在清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清史编年》较为充分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传统，并加以现代的学术视野，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运用。《清史编年》运用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编年体裁，从纷繁芜杂的史料中理出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清代的历史进程。同时，《清史编年》在诸多方面都为编年体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就使它成为极富现代气息的历史著作。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清史编年》因为有正确的历史观而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编年史书，具有了一种科学性。同时，该书记述“事必有本、本必可信”，内容详细丰富，对重要事件都有清楚的交代，对苏报案、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时间等都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历史判断。
李文海则用“基础性，系统性，可靠性”这三个“性”来概括《清史编年》的价值。马大正（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功德无量”，是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朱诚如（故宫博物院院长）认为此书在至少400种以上的图书资料中选取史料，资料搜集完备，取舍标准严格，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戴逸教授对该书的最后完成出版十分高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全书虽成于众人之手、却像一人之作一样完整、统一，戴教授特别对这一点大加赞赏。他拿到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翻阅。书中对黄海之战的描述，虽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戴教授认为这反映了编写者对该问题素有研究，而且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描述简洁、准确，十分精彩，是这部编年体史书的一个亮点。
所以，可以看出，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清史编年》对繁杂的清代史料进行了有力的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工作，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为编大型《清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大型《清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清史研究所去年推出的另一套大型编年体史书《清通鉴》相比，《清史编年》具有更强的资料性、工具性和基础性。学者们认为，《清史编年》的出版对我国的清史研究会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史编年》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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